2016年1月30日，两个年轻人趴在北京国贸三期外面的栏杆上，在手机上输入“金沙江创投 Allen”，一张一张翻看搜出来的图片。

这个自称叫Allen的人，刚刚冲进办公室向他们提出了一连串犀利的问题。

“你觉得Allen就是这个叫朱啸虎的人吗？”

“好像就是他。他是不是投过滴滴？”

“哇，见到名人了！”

两个激动的年轻人冲回56楼，接受了金沙江创投1000万元的A轮融资。

这两个青涩的年轻人就是ofo小黄车的创始人兼CEO戴威和联合创始人张巳丁。

15个月之后，ofo小黄车的融资总额已超过40亿元，共享单车也成为互联网行业的新“风口”，在越来越多的城市里，铺天盖地的小黄车正在改变人们“最后三公里”的出行习惯。

如今，ofo小黄车已经在中国、美国、英国、新加坡、哈萨克斯坦连接了超600万辆共享单车，为全球用户提供了超10亿人次出行服务。

一个5名创始人都是“90后”的年轻创业团队，究竟是怎样让公司飞速成长，并且适应了中国互联网产业近乎残酷的“游戏规则”？他们的挫折与成就，又给其他年轻的创业团队留下什么经验？

戴威说：“创业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很长的赛道，在这个赛道上舍命狂奔。”

1年7个月的“面子创业”

整整1年零7个月，戴威和他的同伴们“非常迷茫”，每一个创业方向都是信心满满地推出来，但没什么响应。他们空想过“生态闭环”，“烧钱”拉过用户，目标是融到A轮。“但资本一眼就看明白了，现实把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给浇灭了”

2014年2月15日，青海省大通县东峡镇。还是北大学生的戴威在这里支教当数学老师。刚过完春节，薛鼎从家里跑来看他。在戴威狭小的宿舍里，两个大学同学凑在一起写写画画。

“那时候我们已经讨论了半年，想做一些和骑行有关的事，但名字一直定不下来。”戴威回忆说，OTTO、随行……一个个名字被提出又被否定。“后来想，还是从象形的角度来设计，ofo就是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这样全世界一看，就知道我们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那天我们就把ofo这个名字注册了。”

有了名字，这是ofo小黄车成长中第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但故事并不会从此一帆风顺。

整整一年零7个月，戴威和他的同伴们“非常迷茫”，他们做过山地车网络出租，两个月只有一笔订单；做过高端自行车的金融分期，一共卖出5辆车；做过二手自行车交易平台；与骑行相关的智能可穿戴设备……“每一个方向都是信心满满地推出来，但没什么响应。”

2014年年底，ofo将方向转向骑行旅游，将自行车租给游客，带着他们到处骑行，在这个项目上，ofo拿到了100万元天使投资，之后赶上了2015年上半年资本市场的疯狂。

被疯狂的资本市场驱使，ofo决定：“烧钱！”给每一个注册ofo骑游应用的用户送一瓶脉动饮料。“烧了1个月就没钱了。现在想想，100万元人民币‘烧钱’那不是开玩笑吗？”但团队当时颇为自得，“当时想，照这个烧钱速度，再给我们500万元，就能做出100万用户来，那就是挺厉害的公司啦”。

但资本给年轻人上了严厉的一课。

“我每天见好几个投资人，居然连一个感兴趣的反馈都没有，非常打击人。我们一开始想，A轮融2000万，两周之后觉得不行，就说融1500万，然后再降到800万、400万，还是不行。你拿脉动换了几千个注册用户，资本一眼就看明白了，现实把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给浇灭了。”

2015年4月底，ofo账面上只剩400元钱，但2个程序员、5个运营还等着发工资。马上就要从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的张巳丁颇为忧伤：“觉得这个公司要死了，自己毕业后还是要去修文物了。”

那个“五一”假期，戴威在夜里无法入睡，就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闲逛。“那是一个比较深刻的反思。很多年轻的创业者跟我那时候心态差不多，为了什么创业呢？就是为了面子创业，周围都能融到钱，为什么就我们不行？心态非常浮躁。”

在那些深夜里，戴威想明白了一件事：“为什么走不下去？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方向都不是刚需，有固然好，没有也无所谓。当时我们选择的产品太弱了，只是一个want（想要），而不是一个need（需要）。”

他开始认真考虑大学生们的“痛点”，大学四年，戴威自己在学校里丢了5辆自行车。“我们的设想是，自己采购一些车，也让同学们把自行车交给我们，以‘所有权换使用权’，可以随时随地使用ofo平台上的任何一辆车。没有贡献车的同学则要交纳很少的租车费。”张巳丁说。

ofo无桩共享单车的模式慢慢成型：自行车被装上了密码锁，手机扫码后获得开锁密码，按骑行时间或里程计费。

戴威、薛鼎和张巳丁这些ofo的元老们开始在校园里游说同学，给他们讲解自己的“共享单车计划”。2015年6月6日，终于有人找来，愿意共享自己的自行车。那是一辆破旧的蓝色山地车，ofo以最快的速度给这辆车上了车牌，编号8808。

ofo一直在找一条很长的赛道，起点终于出现了。

“封校”的抉择

“投放车辆+订单快速增长”，这个看起来顺风顺水的模式被不停复制，但ofo又迎来创业路上一场艰难的考验。激烈的争执之后，学生创业想当然的“用户至上”开始让位于能力核算后的妥协

2015年9月7日早上8点，ofo仅有的6个成员扎堆儿站在北大校园。他们面前，是一整排黄色的自行车，这是ofo在北大正式上线服务的第一天。

“头一天晚上大家干了个通宵，很疲惫，但那天我们就一直盯着后台的数字看，有500多个用户注册，200多个订单。之前哪怕10个用户，都是‘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拉来的。这是第一次我们隐约觉得，终于做出了一个有生命力的产品，它是能长大的。”

找对方向，这是ofo小黄车成长中第二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上线第二天，300单，第三天，500单，在上线10天时，ofo日订单达到1500单。10月底，北大的单校日均订单超过4000笔。

“投放车辆+订单快速增长”，这个看起来顺风顺水的模式被不停复制，先是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1月份拿到金沙江创投的1000万元A轮融资后，小黄车又进入了北京的20多所高校和武汉、上海、天津等城市的校园。戴威并不知道，他们将迎来创业路上“游戏规则”的又一场艰难的考验。

“2015年的12月份，我们的日订单就有2万多单。但到了2016年4月份，多投了5倍的学校，投了这么多车，结果一天还是2万多单。”ofo联合创始人杨品杰回忆说，那时候一直开会分析原因，结论是大量自行车“有去无回”。“比如同学骑车出去买个东西，就不骑回来了，我们得找人往回搬，但架不住每天都有人在往外骑啊，还是个净流出的状态。”

ofo的创始团队展开了激烈的争执，最后由戴威“拍板”：封校，ofo自行车只能在校园内使用。

“那时候最大的担忧是用户会反弹，不过我们毕竟有数据支撑，90%以上的骑行还是在学校里。确实很纠结，但这是创业的早期你必须要面对的现实：你服务不了每一个用户，满足不了每一个人的需求。对ofo来讲，就是先让大部分人有车用。”在这件事里，学生创业想当然的“用户至上”开始让位于能力核算后的妥协。

尽管用户对“封校”并非没有抱怨，但在封校之后，ofo的日订单数从2万单“跳升”到8万单，5月17日达到106322单，突破了10万单，5月26日，ofo获得了经纬中国领投的B轮融资。

2016年9月，各大高校一开学，ofo的日订单数一下涨到日均40万单，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到每月1000多万元。但就在一个月前，摩拜单车宣布进入北京市场。ofo的联合创始人们在街头观察，骑着橙色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多了。

戴威开始反思当初的“封校”：

“城市就是不封校的校园，如果5月就直接选择进入城市，那肯定就不一样了。2016年最遗憾的事，就是进城市进晚了。人更愿意待在自己的舒适区，我们当时计划用两年时间把全国2000个大学都做完，就天然地觉得，城市等我们两年后更强了再说吧。”

戴威喜欢足球。“看球的时候我有一个体会，要是有个队得了点球却没罚进，多半会被对手进球反超——给了你这样的机会你都没抓住。创业也一样，在机会面前要谨慎冷静，但更要笃定地去把握机会。”

“钱”与“人”的双重考验

一个数字足够说明ofo令人目眩的扩张速度：2016年10月，ofo只有6万多辆单车，8个月后，这个数字扩大了100倍。但同时，“刺刀见红”的互联网江湖，在他们面前徐徐铺开。“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两个问题，钱和人。”

2016年10月16日深夜，一辆辆小黄车被从货车上搬下，整齐地码放在北京西二旗和中关村两个地铁站的出站口。车子摆好了天还没亮，卸车的年轻人谁也没走，静静擦起了车，像是父母打扮将要出嫁的女儿。第二天不到7点，第一批早起的上班族走出地铁站，守了一夜的ofo员工手持宣传单围了上去……

进入城市，这是ofo小黄车成长中第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没有准备好，但我们进城了。”戴威说，一周之前，ofo刚刚获得1.3亿美元的C轮融资。从这一刻起，没有人再把他们当做一支青涩的学生创业团队，“刺刀见红”的互联网江湖，在他们面前徐徐铺开。

再后来的故事就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舍命狂奔”：

2016年11月，ofo宣布正式开启城市服务；

2周后，日订单超过150万单，成为继淘宝、京东、滴滴等互联网巨头之后，中国第9家日订单过百万的互联网平台；

12月，ofo进军海外，在美国旧金山、英国伦敦、新加坡开始运营。

一个数字足够说明ofo令人目眩的扩张速度：2016年10月，ofo只有6万多辆单车，8个月后，这个数字扩大了100倍。

在通往一家成熟企业的漫长道路上，在一路冲刺的不容喘息中，新的挑战又出现了。“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两个问题，钱和人。”戴威这样告诉记者。

作为大概全中国见识过最多投资机构的“90后”，戴威喜欢刁钻但不冷酷的投资者。

“好的投资者能够问出非常尖锐的问题，让你被问得很疼，他一下挖到的都是我们在现在这个模式中暂时没有解决的问题，但他不会上来就跟你提‘对赌’‘回购’之类的条款，不会这抠一点儿那扣一点。只要聊得好，我们不会纠结估值，甚至会打折让大家进入。”

ofo的办公地点搬到了中关村的写字楼里，和老牌互联网公司成了“邻居”。办公区过道里摆着各式各样研发中的小黄车，连茶水间和休息区的桌子也成了“工位”。两米多高的空心大白鸭“肚子”里是张大通铺，上面凌乱地堆着毯子，彻夜加班的工程师们会在这里小憩片刻。

“公司几十个人的时候，大家一块出去吃个串儿喝个酒就把会开了，现在我们光总部就有600多人，不能再凭热情凭感情就让它以最高效运转，只有组织制度的建立才能提供基础的安全。不过现在因为扩张速度，制度设计上还是会落后。这是非常痛苦的，就像长个儿的时候腿疼一样，因为你长得太快了。”戴威说得相当坦白。

“市场、运营、产品、研发……在这些岗位上，大量成熟的人才乃至团队在进入ofo，你们这么年轻，会不会担心因此失去对公司控制力和话语权？”

对这个尖锐的问题，答案同样坦白：

“现实生活和打游戏是类似的，你能长到多少级，不取决你的在线时长，而在于你打了多少怪，过了多少关。你能够应对变化和挑战，有足够强的抗压性和执行力，就能和职业的成熟团队很好地融合起来。”

这种坦白中正蕴含着某种青春洋溢的熠熠生辉。就像朱啸虎对ofo的评价：“有些共享单车模式太重了，互联网要靠轻模式迅速占领市场，以后再慢慢做重，这是互联网的一贯打法。戴威的思路很清晰，而且很多打法都很young（年轻化）。”

也像在ofo办公室写字楼的电梯里，一张年轻的面孔兴高采烈地开着“脑洞”：“从12楼到9楼就应该修个大滑梯，我每天‘嗖’一下就滑下去，多爽！”他的肩膀上，扛着尚未组装完成的鲜黄色的自行车架。

戴威也在开着“脑洞”：

“以5年为限，我们还是要先在广度上铺开，等到2022年，希望在全世界最主要的城市里，都能找到我们的自行车。就像是2014年的那个冬天，在小宿舍里我们想，有一天全世界都会认识这个名字，这个骑着自行车的小人，我们一定会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公司。”

2016年1月30日，两个年轻人趴在北京国贸三期外面的栏杆上，在手机上输入“金沙江创投 Allen”，一张一张翻看搜出来的图片。

这个自称叫Allen的人，刚刚冲进办公室向他们提出了一连串犀利的问题。

“你觉得Allen就是这个叫朱啸虎的人吗？”

“好像就是他。他是不是投过滴滴？”

“哇，见到名人了！”

两个激动的年轻人冲回56楼，接受了金沙江创投1000万元的A轮融资。

这两个青涩的年轻人就是ofo小黄车的创始人兼CEO戴威和联合创始人张巳丁。

15个月之后，ofo小黄车的融资总额已超过40亿元，共享单车也成为互联网行业的新“风口”，在越来越多的城市里，铺天盖地的小黄车正在改变人们“最后三公里”的出行习惯。

如今，ofo小黄车已经在中国、美国、英国、新加坡、哈萨克斯坦连接了超600万辆共享单车，为全球用户提供了超10亿人次出行服务。

一个5名创始人都是“90后”的年轻创业团队，究竟是怎样让公司飞速成长，并且适应了中国互联网产业近乎残酷的“游戏规则”？他们的挫折与成就，又给其他年轻的创业团队留下什么经验？

戴威说：“创业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很长的赛道，在这个赛道上舍命狂奔。”

1年7个月的“面子创业”

整整1年零7个月，戴威和他的同伴们“非常迷茫”，每一个创业方向都是信心满满地推出来，但没什么响应。他们空想过“生态闭环”，“烧钱”拉过用户，目标是融到A轮。“但资本一眼就看明白了，现实把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给浇灭了”

2014年2月15日，青海省大通县东峡镇。还是北大学生的戴威在这里支教当数学老师。刚过完春节，薛鼎从家里跑来看他。在戴威狭小的宿舍里，两个大学同学凑在一起写写画画。

“那时候我们已经讨论了半年，想做一些和骑行有关的事，但名字一直定不下来。”戴威回忆说，OTTO、随行……一个个名字被提出又被否定。“后来想，还是从象形的角度来设计，ofo就是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这样全世界一看，就知道我们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那天我们就把ofo这个名字注册了。”

有了名字，这是ofo小黄车成长中第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但故事并不会从此一帆风顺。

整整一年零7个月，戴威和他的同伴们“非常迷茫”，他们做过山地车网络出租，两个月只有一笔订单；做过高端自行车的金融分期，一共卖出5辆车；做过二手自行车交易平台；与骑行相关的智能可穿戴设备……“每一个方向都是信心满满地推出来，但没什么响应。”

2014年年底，ofo将方向转向骑行旅游，将自行车租给游客，带着他们到处骑行，在这个项目上，ofo拿到了100万元天使投资，之后赶上了2015年上半年资本市场的疯狂。

被疯狂的资本市场驱使，ofo决定：“烧钱！”给每一个注册ofo骑游应用的用户送一瓶脉动饮料。“烧了1个月就没钱了。现在想想，100万元人民币‘烧钱’那不是开玩笑吗？”但团队当时颇为自得，“当时想，照这个烧钱速度，再给我们500万元，就能做出100万用户来，那就是挺厉害的公司啦”。

但资本给年轻人上了严厉的一课。

“我每天见好几个投资人，居然连一个感兴趣的反馈都没有，非常打击人。我们一开始想，A轮融2000万，两周之后觉得不行，就说融1500万，然后再降到800万、400万，还是不行。你拿脉动换了几千个注册用户，资本一眼就看明白了，现实把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给浇灭了。”

2015年4月底，ofo账面上只剩400元钱，但2个程序员、5个运营还等着发工资。马上就要从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的张巳丁颇为忧伤：“觉得这个公司要死了，自己毕业后还是要去修文物了。”

那个“五一”假期，戴威在夜里无法入睡，就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闲逛。“那是一个比较深刻的反思。很多年轻的创业者跟我那时候心态差不多，为了什么创业呢？就是为了面子创业，周围都能融到钱，为什么就我们不行？心态非常浮躁。”

在那些深夜里，戴威想明白了一件事：“为什么走不下去？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方向都不是刚需，有固然好，没有也无所谓。当时我们选择的产品太弱了，只是一个want（想要），而不是一个need（需要）。”

他开始认真考虑大学生们的“痛点”，大学四年，戴威自己在学校里丢了5辆自行车。“我们的设想是，自己采购一些车，也让同学们把自行车交给我们，以‘所有权换使用权’，可以随时随地使用ofo平台上的任何一辆车。没有贡献车的同学则要交纳很少的租车费。”张巳丁说。

ofo无桩共享单车的模式慢慢成型：自行车被装上了密码锁，手机扫码后获得开锁密码，按骑行时间或里程计费。

戴威、薛鼎和张巳丁这些ofo的元老们开始在校园里游说同学，给他们讲解自己的“共享单车计划”。2015年6月6日，终于有人找来，愿意共享自己的自行车。那是一辆破旧的蓝色山地车，ofo以最快的速度给这辆车上了车牌，编号8808。

ofo一直在找一条很长的赛道，起点终于出现了。

“封校”的抉择

“投放车辆+订单快速增长”，这个看起来顺风顺水的模式被不停复制，但ofo又迎来创业路上一场艰难的考验。激烈的争执之后，学生创业想当然的“用户至上”开始让位于能力核算后的妥协

2015年9月7日早上8点，ofo仅有的6个成员扎堆儿站在北大校园。他们面前，是一整排黄色的自行车，这是ofo在北大正式上线服务的第一天。

“头一天晚上大家干了个通宵，很疲惫，但那天我们就一直盯着后台的数字看，有500多个用户注册，200多个订单。之前哪怕10个用户，都是‘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拉来的。这是第一次我们隐约觉得，终于做出了一个有生命力的产品，它是能长大的。”

找对方向，这是ofo小黄车成长中第二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上线第二天，300单，第三天，500单，在上线10天时，ofo日订单达到1500单。10月底，北大的单校日均订单超过4000笔。

“投放车辆+订单快速增长”，这个看起来顺风顺水的模式被不停复制，先是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1月份拿到金沙江创投的1000万元A轮融资后，小黄车又进入了北京的20多所高校和武汉、上海、天津等城市的校园。戴威并不知道，他们将迎来创业路上“游戏规则”的又一场艰难的考验。

“2015年的12月份，我们的日订单就有2万多单。但到了2016年4月份，多投了5倍的学校，投了这么多车，结果一天还是2万多单。”ofo联合创始人杨品杰回忆说，那时候一直开会分析原因，结论是大量自行车“有去无回”。“比如同学骑车出去买个东西，就不骑回来了，我们得找人往回搬，但架不住每天都有人在往外骑啊，还是个净流出的状态。”

ofo的创始团队展开了激烈的争执，最后由戴威“拍板”：封校，ofo自行车只能在校园内使用。

“那时候最大的担忧是用户会反弹，不过我们毕竟有数据支撑，90%以上的骑行还是在学校里。确实很纠结，但这是创业的早期你必须要面对的现实：你服务不了每一个用户，满足不了每一个人的需求。对ofo来讲，就是先让大部分人有车用。”在这件事里，学生创业想当然的“用户至上”开始让位于能力核算后的妥协。

尽管用户对“封校”并非没有抱怨，但在封校之后，ofo的日订单数从2万单“跳升”到8万单，5月17日达到106322单，突破了10万单，5月26日，ofo获得了经纬中国领投的B轮融资。

2016年9月，各大高校一开学，ofo的日订单数一下涨到日均40万单，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到每月1000多万元。但就在一个月前，摩拜单车宣布进入北京市场。ofo的联合创始人们在街头观察，骑着橙色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多了。

戴威开始反思当初的“封校”：

“城市就是不封校的校园，如果5月就直接选择进入城市，那肯定就不一样了。2016年最遗憾的事，就是进城市进晚了。人更愿意待在自己的舒适区，我们当时计划用两年时间把全国2000个大学都做完，就天然地觉得，城市等我们两年后更强了再说吧。”

戴威喜欢足球。“看球的时候我有一个体会，要是有个队得了点球却没罚进，多半会被对手进球反超——给了你这样的机会你都没抓住。创业也一样，在机会面前要谨慎冷静，但更要笃定地去把握机会。”

“钱”与“人”的双重考验

一个数字足够说明ofo令人目眩的扩张速度：2016年10月，ofo只有6万多辆单车，8个月后，这个数字扩大了100倍。但同时，“刺刀见红”的互联网江湖，在他们面前徐徐铺开。“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两个问题，钱和人。”

2016年10月16日深夜，一辆辆小黄车被从货车上搬下，整齐地码放在北京西二旗和中关村两个地铁站的出站口。车子摆好了天还没亮，卸车的年轻人谁也没走，静静擦起了车，像是父母打扮将要出嫁的女儿。第二天不到7点，第一批早起的上班族走出地铁站，守了一夜的ofo员工手持宣传单围了上去……

进入城市，这是ofo小黄车成长中第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没有准备好，但我们进城了。”戴威说，一周之前，ofo刚刚获得1.3亿美元的C轮融资。从这一刻起，没有人再把他们当做一支青涩的学生创业团队，“刺刀见红”的互联网江湖，在他们面前徐徐铺开。

再后来的故事就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舍命狂奔”：

2016年11月，ofo宣布正式开启城市服务；

2周后，日订单超过150万单，成为继淘宝、京东、滴滴等互联网巨头之后，中国第9家日订单过百万的互联网平台；

12月，ofo进军海外，在美国旧金山、英国伦敦、新加坡开始运营。

一个数字足够说明ofo令人目眩的扩张速度：2016年10月，ofo只有6万多辆单车，8个月后，这个数字扩大了100倍。

在通往一家成熟企业的漫长道路上，在一路冲刺的不容喘息中，新的挑战又出现了。“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两个问题，钱和人。”戴威这样告诉记者。

作为大概全中国见识过最多投资机构的“90后”，戴威喜欢刁钻但不冷酷的投资者。

“好的投资者能够问出非常尖锐的问题，让你被问得很疼，他一下挖到的都是我们在现在这个模式中暂时没有解决的问题，但他不会上来就跟你提‘对赌’‘回购’之类的条款，不会这抠一点儿那扣一点。只要聊得好，我们不会纠结估值，甚至会打折让大家进入。”

ofo的办公地点搬到了中关村的写字楼里，和老牌互联网公司成了“邻居”。办公区过道里摆着各式各样研发中的小黄车，连茶水间和休息区的桌子也成了“工位”。两米多高的空心大白鸭“肚子”里是张大通铺，上面凌乱地堆着毯子，彻夜加班的工程师们会在这里小憩片刻。

“公司几十个人的时候，大家一块出去吃个串儿喝个酒就把会开了，现在我们光总部就有600多人，不能再凭热情凭感情就让它以最高效运转，只有组织制度的建立才能提供基础的安全。不过现在因为扩张速度，制度设计上还是会落后。这是非常痛苦的，就像长个儿的时候腿疼一样，因为你长得太快了。”戴威说得相当坦白。

“市场、运营、产品、研发……在这些岗位上，大量成熟的人才乃至团队在进入ofo，你们这么年轻，会不会担心因此失去对公司控制力和话语权？”

对这个尖锐的问题，答案同样坦白：

“现实生活和打游戏是类似的，你能长到多少级，不取决你的在线时长，而在于你打了多少怪，过了多少关。你能够应对变化和挑战，有足够强的抗压性和执行力，就能和职业的成熟团队很好地融合起来。”

这种坦白中正蕴含着某种青春洋溢的熠熠生辉。就像朱啸虎对ofo的评价：“有些共享单车模式太重了，互联网要靠轻模式迅速占领市场，以后再慢慢做重，这是互联网的一贯打法。戴威的思路很清晰，而且很多打法都很young（年轻化）。”

也像在ofo办公室写字楼的电梯里，一张年轻的面孔兴高采烈地开着“脑洞”：“从12楼到9楼就应该修个大滑梯，我每天‘嗖’一下就滑下去，多爽！”他的肩膀上，扛着尚未组装完成的鲜黄色的自行车架。

戴威也在开着“脑洞”：

“以5年为限，我们还是要先在广度上铺开，等到2022年，希望在全世界最主要的城市里，都能找到我们的自行车。就像是2014年的那个冬天，在小宿舍里我们想，有一天全世界都会认识这个名字，这个骑着自行车的小人，我们一定会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