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在的语境下，“学而优则仕”应该是一个中性词汇，如果改成“学而优为仕”就成了贬义词，改成“学而优不仕”大概就是褒义词了，像魏晋时期的名士。如果一个人书读的好，官做的也好，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1994年的日记

1994年的王沪宁，是复旦大学的一名年轻教授，说年轻仅仅是因为他只有39岁，还未到不惑之年。但他当时已经成就斐然，在复旦甚至上海都有名气。尽管如此，王沪宁还是更像读书人而不是名人，每天授课、读书、著书，也会看电影、看电视剧，甚至玩电脑游戏。当他骑车穿行在90年代的复旦校园时，他平静地思考学术问题，思考他感兴趣的一切，却唯独没有思考过一年后自己会在哪里。

王沪宁把1994年发生的事情记在日记里，写了一本《政治的人生》。日记绝大多数是在深夜写的，他在自序中写道：

夜色下来，一切归于宁静，望着窗外闪烁的路灯，可以静静地思考自己和世界，思考在自己的行政工作和学术研究中排不上号的事情。从中找出有意义的东西，做一点小小的思想享受。

读《政治的人生》，就像在听一位睿智的朋友聊他每天的工作、生活、所思所想，却丝毫不会感到无聊和苦闷。书是第二年出版的，它展示了一个真实的王沪宁，一位博闻强识的学者，一位心境平和的智者。管中窥豹，只从这一年的日记中，也能看到王沪宁深厚的理论功底、惊人的阅读量、洞察世事的思考和平静淡泊的性格。

1994年的王沪宁做了很多事。

读了很多书

日记最常出现的一个词是“凌晨”，王沪宁常常在凌晨阅读各类书籍。粗略数数，出现了70多本，最多的是专业著作，也有当时90年代初流行的小说。王沪宁读书带着自己的思考，比如，

他在凌晨读《一场最为神秘的战争》，“总觉得写得不怎么样，文笔有点故作雄壮，没有在平淡中见神奇，而是刻意在写大手笔”。但也有认可的地方，“历史事实有价值”。

他读《射雕英雄传》，想起在新加坡见过金庸本人，认为武侠小说“给人启发的是它巧妙的构思和大胆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有价值。如何突发奇想，把本来的平平淡淡，看得异军突起，这样才能有创造性”。

他读《中国大历史》，发现作者“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用20万不到的字写了”，但又发现把杨贵妃也写进去了，因而认为这无所谓“大历史”，只是“宏观历史”。当然，他也肯定这本书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价值，并把基本观点作了记录。

他也读一些当时比较火的新书，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红极一时，类似的小说充斥市场，对这些小说，王沪宁的评价不是很高，尤其是粗略翻完，发现有些“全是为了经济效益”，便转而开始思考市场经济的问题了。

王沪宁常读国外的期刊和报纸，并能迅速记下自己的观点。看到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的一篇文章，分析美国为何最后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过程，引发他对政治的技术主义和艺术主义的差异的反思，言简意赅，几句话就把事情讲明白了。

授课、写作和参会

作为一名教授，有三项工作是理所当然要做的：授课、写作和参会，恐怕现在的教授第三种要多一些。有时候，王沪宁会回顾白天上课的情况，给学生推荐了什么书、哪位学生的哪些观点比较新颖、哪位学生的那篇论文比较出色，他的点评话语不多，却有一种朴实的力量。有时候，他也会在晚上把白天上课时的思路再做一次思考。

王沪宁对教师的职业充满热爱。1994年的王沪宁，获得了上海市十大精英的表彰，在3月10日那天的日记里，他记下了当时在大会上的发言：

我热爱教师的工作，我也热爱学生。没有这种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教师。我相信教育学生是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我的人生最高境界是，多写几本好的书，多教几位好的学生。

除了上课以外，王沪宁大部分的时间用于了思考问题和写作。1994年，他陆续完成或进行了十几篇文章的撰写，他的研究主业是政治学，很多文章围绕政治体制改革进行。王沪宁也在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行方案，但他洞察西方的政改进程，很警惕的写道：

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完善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一定的国情，必须根植于一定社会深厚的土壤。原苏联、东欧一些国家解体后，模仿西方制度，没有形成有效的政治体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大大影响了社会进步和稳定。

这一年，他出访数次，也接待了来自中国台湾、日本的一些学术访问团。在出访和接访的时候，他不仅关注学术上的交锋，也关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和印象。

30出头就已经是正教授，不到40岁已经是系主任和院长的王沪宁，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荣誉保持着超乎常人的理智。他在11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最难的是否定自己所有的创见，不管他们曾给你带来什么荣誉，同时追求新的创见，不管它们会让你失去什么。”

和平养无限天机

王沪宁关注学术研究，也关注现实生活本身。他也会感叹生活中各式各样的人，看到各种各样的性格和生命的状态，他作了一番思考：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有的是弱者；有的是强者；有的要别人来设定目标，有的给别人设定目标；有的需要感情支持生活，有的需要意志支持生活。我大概在每一对概念中都会选择做后一种人。

有一天，王沪宁想到，有个朋友几年前问过自己一个问题：每天读书有意义吗？他这样回答：

我们这类人，已经习惯了无幸福的生活，也就是生活的平淡。没有幸福的欲望，也就没有痛苦。痛苦往往是伴随着对幸福的追求的，而不是伴随着幸福本身。所以要怀疑的不是幸福本身，而是每个人主观状态中的希望。我的问题还是：“和尚为什么要念经？”这个问题能够回答，一切就归于平淡，叫做和平养无限天机。幸福之事，可欲而不可求，可求而不可执。修练了这么多年，有足够的空间在心中，无所谓幸福。当然我不反对他人追求幸福，因为人不可能过同样的生活。

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个回答感动不已。和平养无限天机，现在参不透其中的道理，如果再过十几年，不惑之年的时候，能够像王沪宁一样想清楚，那将是十分幸运的了。

王沪宁1994年书单

《圣坛下的林彪》《走下圣坛的周恩来》《北回归线》《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美国的民主》《政治稳定》《射雕英雄传》《苦界》《废都》《一场最为神秘的战争》《纪实与虚构》《畸人》《土街》《白鹿原》《交往和社会进步》《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邓小平在1976》《热爱命运》《论语别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管理思想史》《中国古代性文化》《文化与国际关系》《世界的混乱变革和继承的理论》《民族主义和国际社会》《文化战略》《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冲突》《法国病》《官僚主义的弊害》《睡狮苏醒时》《帝国的政治体制》《管理决策新科学》《管理行为》《逃避自由》《金赛性学报告》《新管理方格》《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曾国藩》《经济学》《未来的社会主义》《顺世论》《刀锋》《新镇》《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新十日谈》《天猎》《反腐败：中国的实验》《帝京》《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斯大林时代的谜案》《媾疫》《中国大历史》《邓小平文选》《却普生博士》《女妖岛》《现代化新论》《金房子》《月光》《中国共产党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丑巷》《93中国断想——谁是丑陋的中国人》《城北地带》《毛泽东的秘书们》《生命特异现象考察》《苦难与风流》《人的问题》

1955年出生于上海、时年23岁的王沪宁，从一个没有本科学历的青年,一跃成为“文革”后复旦大学第一届硕士研究生。

1978年是王沪宁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当年，他成功入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这一届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政治学研究生。

作为王沪宁的研究生导师，陈其人教授当时在国政系带的第一批研究生共有12人，王沪宁是其中之一，也是最让陈其人教授印象深刻的一位学生。

陈其人经常组织讨论课，在课堂讨论时王沪宁就表现抢眼，“很会写文章，很会思考问题，那个时候表现很突出。”陈其人教授评价王沪宁是“最杰出的学生”。

1981年，王沪宁在复旦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后留系任教，进入了刚成立不久的政治学教研室。

曾任复旦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的孙关宏教授回忆说：“他非常有才华，还没有分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所耳闻，说他很用功，晚上一两点钟以前熄灯是没有的，每天入睡都是一两点钟以后。”

在复旦任教期间，王沪宁作为骨干教师还是蛮拼的。

眼见为实的孙关宏不止一次地表示，经过几次合作之后，发现王沪宁确实是有才华，“比如说我们要写什么，一起讨论了以后，说小王你去执笔，他很快就写出来了。”

经常的情形是，下午讨论一个题目，王沪宁开个夜车，第二天五千字的文章就出来了。

有一次，孙关宏、王邦佐和王沪宁一起去苏州编政治学词典，讨论之后，第二天王沪宁就把几千字的优质报告拿出来了。

“能干、有才华、一目十行。”这是当时复旦同事们对王沪宁的评价。孙关宏有时候写文章提纲，也让王沪宁帮他看一下，“我看东西就很慢，他一瞄就好了，马上指出来某个地方应该加个什么。”

王沪宁看书也很快。“我们有一次一起出差，一本小说我从早到晚我才看到一半，他半天就看好了，下午就借第二本，晚上再借第三本，我一本小说两三天都看不完，他一天要看三本小说，这我蛮佩服他的。”孙关宏说。

复旦国务学院退休老教授朱桂英回忆，王沪宁是相当努力的。那个时候，复旦教师的房子都很小，亲戚特多，经常有很多亲戚来上海看病，姑妈、姨妈这些亲戚都会来的。不像现在，来了以后就要住在家里。因为家里很小，朱桂英就经常把两个小孩带来系里复习。“每次到系里来的时候，王沪宁几乎都在系里读书、备课、学习。”

王沪宁“开课达人”的称号在复旦也很有名，难的课别人开不出来，他却开得了，而且开得有声有色。

思路快，多产，文章和书有很多，这是复旦老教授们对他的一致评价。

有一次，学生不满意一位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的老师，王沪宁主动请缨说“我来开”，开了课后学生满意了。

他还提出了很多政治学的新学科，如建立了行政管理专业。

在专心治学的早期，一些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炮弹”文章就常常见诸报端。他撰写的颇有影响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前景》等近百篇论文，无一不触及到我国现实政治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他翻译了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自己也写出了一本有影响力的书《比较政治分析》。在这本书中，王沪宁首次提出历史—社会—文化的分析框架。上世纪80年代，能够写出这种政治学理论和概念的书是相当前沿的。

1988至1989年，王沪宁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回国之后写了一本书《美国反对美国》，“那么多人出国，从来没有回来就出了本书，王沪宁却有这个意识和这个本事。”

王沪宁除了学术上有造诣，为人也低调谨慎，遇事不轻易表态，不反对不赞成。他能始终保持冷静，不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恐怕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吧。”孙关宏说。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王沪宁就收获了“一本政治学辞典”的名号。

1985年9月5日，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谢希德教授在一位年仅29岁的普通教师的专业职务呈报表上签署了意见：同意提升为副教授。至此，国际政治系政治学教研室教师王沪宁破格提升为副教授一事正式获准了。

很快，这位不仅在复旦，当时也是全国最年轻的副教授成了全国性的新闻人物。“副教授,才29岁！这可能吗?莫非他……”有人将信将疑。

“这是个好兆头。看来这次职称改革真还有新鲜的。”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教师感受到的是振奋与激励。

讲资历、挨年头的做法曾使年轻人积极性受挫，在复旦这样人才济济的名牌大学里，竟然首破其例。

三年后的1988年，王沪宁再次显示后来者居上的态势，成功晋升为教授。

这本《政治的人生》是王沪宁早年的一本随笔集，政库君念大学时曾认真读过。记得当时还读过同属“名人日记”系列的刘金宝的《金融之回响》。出书时刘金宝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曾获评世界“十大杰出青年”，后因王雪冰案牵连而落马。王、刘两本著作，现在旧书网站上尚能买到，不过《政治的人生》一般标价250-300元之间，而《金融之回响》标价在2-5元之间。如此云泥之别，令人不胜唏嘘。

1991年国政系民主选举系主任，这是学院空前绝后的系主任的民主选举，当时王沪宁和朱文忠两个人竞选系主任，王沪宁当选了，后来又当上了法学院院长，当时的法学院包含国际政治系和法律系等。

复旦给了王沪宁充分的活水，让他能够如鱼得水地发挥自己的才华。

1983年到1985年担任国政系总支书记的李幼芬教授回忆，王沪宁在政治学系于1984年入了党。

“我和王邦佐老师非常欣赏他的才华，支持他的发展，从来没有说是要限制他一下。很多学校，据我们了解，老年教师对青年教师有才华，要超过自己的，就是压着，青年教师上不了，但是王沪宁在我们这里，我们非但没有压他，还为他创造条件。”孙关宏回忆。

孙关宏和王邦佐在恢复和发展政治学时还是讲师，接着碰到了“文革”，助教一直当了18年。他们1960年毕业，一直到1978年才提讲师，一直到1985年，才轮到他们提副教授的事。

“这个时候，我们支持王沪宁也报。他81年毕业，毕业四年，我们60年到85年已经毕业25年了，王沪宁只有四年，但是我们支持王沪宁也报。我们报了三个人，一个教研室要提三个人，提的太多。”孙关宏说，“王邦佐说可以啊，我们排个顺序好了，排顺序的时候我们是把王沪宁放在前面，我们那时的顺序是：王沪宁第一，王邦佐第二，我是第三，我们都没有意见。”

当时，两人考虑到两点，“一个是学科发展，一个是支持年轻人，我们支持王沪宁发展是没有私心的。”

虽然王沪宁年轻，和研究室的同事们年龄相差达到了20岁，但培养年轻人的风气在政治系一直存续着。

有重要的国内或国际会议，都会让王沪宁出席。“当时确实是比较无私的，关爱年轻人，培养年轻人这方面特别关注，不大考虑自己的名利。”孙关宏说。

王沪宁自己也注重传承优良传统，培养年轻人。

复旦老教授李幼芬回忆，1984年她生病住在长海医院，王沪宁去探望她。那是一天傍晚，王沪宁来到医院看望李幼芬后对她说：“李老师，你还要再带几个研究生。”

李幼芬问带谁，王沪宁提了两个人，“一个是林尚立，我说林尚立嘛，因为他入党的时候我参加，所以说我比较了解，我说这个人可以的。另外一个叫王元，王元我不认识，我也没有给他上过课，后来见了面，谈了话后，我同意带他了。”

舌战狮城，一鸣惊人，这背后，有着王沪宁的巨大贡献。

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复旦大学代表队的决策中枢包括：由时任校党委副书记秦绍德挂帅，副教务长张霭珠任辩论队负责人，国际政治系主任王沪宁任顾问，哲学系俞吾金教授任领队兼教练，青年教师林尚立任副教练，人事处处长张一华担任联络员，同时成立了由30多位中青年骨干教师组成的专家指导团。

1993年3月26日，30多位专家指导团成员首次在文科大楼1004室聚会。这一天，王沪宁好像特别轻松和潇洒：“这一次我是无官一身轻，顾问顾问，顾顾问问就可以了……”

1988年，台湾新闻记者秦先生(中)在辩论赛不久后前前往上海拜访复旦队师生，与复旦队两位指导老师伍贻康(左)、王沪宁(右)在复旦校园里合影。

其实，王沪宁的心情并不比俞吾金轻松。曾任第二届亚专辩论会复旦队“教头”的王沪宁内心很清楚复旦此次通向夺冠之路的艰难。

早在1988年复旦大学代表队在新加坡第二届亚专辩论会上夺冠，首次参赛的复旦代表队过关斩将一举夺冠，向世界展示了复旦人形象，一时风光无限。

1993年参赛时，王沪宁对队员们说：我们做一件事，就要追求100%的完美，如果有了99%的成功，还有1%的遗憾，就要抓住这1%不放。

台湾大学队的一位教练曾向王沪宁讨教训练队员的经验。王沪宁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辩论队员首先要学会怎样做人，其次才是学会怎样当一位辩论员。”

事后，王沪宁评论复旦队夺冠：“是知识的胜利，智慧的胜利，智商的胜利！”

王沪宁常怀一颗感恩的心。

1978年进入复旦，1995年离开复旦，17年的复旦生涯，青年王沪宁的用功、儒雅、睿智的形象深入复旦国政诸人之心。

对于复旦的恩师和同事，王沪宁投桃报李。在导师陈其人教授80岁寿辰的时候，已经前往北京工作的王沪宁还专门写了信来。

王沪宁也一直感谢孙关宏提携。无论是到美国当访问学者还是离开了复旦去了北京工作，他一直和孙关宏教授通信，保持着联系。

他还一直关心着孙关宏的职称问题、博导问题。到北京工作以后，有一次王沪宁回来看望老同事，和气地称，主要就是来看看老同事。

多年来，复旦的老师感念他的情谊，但是都不太愿意因为大事、小事去麻烦他。

学者王沪宁的著作与政治观点

作为一位学有建树、著作等的政治学教授，王沪宁治学严谨，功底深厚。《比较政治分析》、《反腐败：中国的试验》、《美国反对美国》、《国家主权》、《行政生态分析》、《当代中国家庭村落文化》、《腐败与反腐败》等都是王沪宁所著。

王沪宁的许多观点都是新颖的，他大量评价外国最新的、经典的政治学名著，同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大量撰文，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作对比性剖析。

1986年，王沪宁发表文章，提出在改革中必须有中央权力的必要集中，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推进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该篇文章引起很大反响，上海知识界开始讨论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府集权的作用，开始介绍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和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有关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会的理论。这被认为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在学术界、思想界风靡一时的新权威主义的理论萌芽。

1987年5月出版的《比较政治分析》，是王沪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该书是中国内地第一本从宏观角度对政治现象进行分析的政治学专着——《比较政治分析》。该书从政治形式、过程、决策等10个领域入手，用比较政治学的学术方法，古今中外、纵横比较各种政治现象。正是这样的学术积累，奠定了王沪宁从学者走入决策层、实现由学术研究到实际操作层面的根基。

1994年底出版的《政治的人生》一书记录的虽是生活琐事，却内含了其对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王沪宁喜欢简约，讨厌繁琐，因为烦表格复杂而放弃去日本做访问学者。在1月12日的日记中，王沪宁称写过一篇文章叫“反对表格主义”。日记还提到一件事：“上次要去神户大学做访问教授，一定要问我初中是哪天毕业，高中是什么时候毕业，哪一个月?哪一天?真是荒唐，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和我做一名访问学者有什么关系?最后下决心不去，受不了这个。”

王沪宁进京辅佐三任总书记始末

1995年，时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的王沪宁，以一名普通中共党员的身份奉调晋京，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并出任政治组组长。

有关此番自沪入京的机缘，《现代领导》2010年第8期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早在中共十三大之前，王沪宁的政治才华就被党和国家领导人看中，尤其是颇得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的赏识。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在调进中央之前就曾有过请王沪宁作政治顾问的念头，进入中央之后仍念念不忘，而且多次在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面前提起。后来，江泽民同志为此还同王沪宁开玩笑说：“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喽。”

调入北京后，王沪宁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参与起草十四届五中全会文件，在报告中系统阐述了“十二大关系”，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等十二个方面的关系。当“十二大关系”作为全会内容被以决议形式传达以后，美联社当天发表评论称，新决议既表现了第三代领导人的群体智慧，又表现出了未来中国的强大希望。

1998年，王沪宁出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并且自此时起，开始以“国家主席特别助理”身份，在江泽民出访等外事活动中陪伴左右，成为江泽民时代最为重要的高层智囊。

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胡锦涛当选总书记，来自上海的王沪宁则在此时更上层楼，不仅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由副转正，更直接进入中央委员会，进入中共权力最高层。在5年后的十七大上，王沪宁更进一步进入中央书记处，成为中共中央最重要的智囊，对胡锦涛执政十年的政治建树着墨颇多。

十八大后，习近平外出活动时，王沪宁总是陪伴左右。

在2012年秋召开的十八大上，王沪宁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晋升至25人的决策核心圈，创下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进入政治局的历史先例。而在十八大之后，王沪宁则紧密陪伴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左右，成为新一届中共高层的核心智囊。

至此，王沪宁实现了辅佐三任总书记的新记录。

在现在的语境下，“学而优则仕”应该是一个中性词汇，如果改成“学而优为仕”就成了贬义词，改成“学而优不仕”大概就是褒义词了，像魏晋时期的名士。如果一个人书读的好，官做的也好，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1994年的日记

1994年的王沪宁，是复旦大学的一名年轻教授，说年轻仅仅是因为他只有39岁，还未到不惑之年。但他当时已经成就斐然，在复旦甚至上海都有名气。尽管如此，王沪宁还是更像读书人而不是名人，每天授课、读书、著书，也会看电影、看电视剧，甚至玩电脑游戏。当他骑车穿行在90年代的复旦校园时，他平静地思考学术问题，思考他感兴趣的一切，却唯独没有思考过一年后自己会在哪里。

王沪宁把1994年发生的事情记在日记里，写了一本《政治的人生》。日记绝大多数是在深夜写的，他在自序中写道：

夜色下来，一切归于宁静，望着窗外闪烁的路灯，可以静静地思考自己和世界，思考在自己的行政工作和学术研究中排不上号的事情。从中找出有意义的东西，做一点小小的思想享受。

读《政治的人生》，就像在听一位睿智的朋友聊他每天的工作、生活、所思所想，却丝毫不会感到无聊和苦闷。书是第二年出版的，它展示了一个真实的王沪宁，一位博闻强识的学者，一位心境平和的智者。管中窥豹，只从这一年的日记中，也能看到王沪宁深厚的理论功底、惊人的阅读量、洞察世事的思考和平静淡泊的性格。

1994年的王沪宁做了很多事。

读了很多书

日记最常出现的一个词是“凌晨”，王沪宁常常在凌晨阅读各类书籍。粗略数数，出现了70多本，最多的是专业著作，也有当时90年代初流行的小说。王沪宁读书带着自己的思考，比如，

他在凌晨读《一场最为神秘的战争》，“总觉得写得不怎么样，文笔有点故作雄壮，没有在平淡中见神奇，而是刻意在写大手笔”。但也有认可的地方，“历史事实有价值”。

他读《射雕英雄传》，想起在新加坡见过金庸本人，认为武侠小说“给人启发的是它巧妙的构思和大胆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有价值。如何突发奇想，把本来的平平淡淡，看得异军突起，这样才能有创造性”。

他读《中国大历史》，发现作者“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用20万不到的字写了”，但又发现把杨贵妃也写进去了，因而认为这无所谓“大历史”，只是“宏观历史”。当然，他也肯定这本书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价值，并把基本观点作了记录。

他也读一些当时比较火的新书，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红极一时，类似的小说充斥市场，对这些小说，王沪宁的评价不是很高，尤其是粗略翻完，发现有些“全是为了经济效益”，便转而开始思考市场经济的问题了。

王沪宁常读国外的期刊和报纸，并能迅速记下自己的观点。看到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的一篇文章，分析美国为何最后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过程，引发他对政治的技术主义和艺术主义的差异的反思，言简意赅，几句话就把事情讲明白了。

授课、写作和参会

作为一名教授，有三项工作是理所当然要做的：授课、写作和参会，恐怕现在的教授第三种要多一些。有时候，王沪宁会回顾白天上课的情况，给学生推荐了什么书、哪位学生的哪些观点比较新颖、哪位学生的那篇论文比较出色，他的点评话语不多，却有一种朴实的力量。有时候，他也会在晚上把白天上课时的思路再做一次思考。

王沪宁对教师的职业充满热爱。1994年的王沪宁，获得了上海市十大精英的表彰，在3月10日那天的日记里，他记下了当时在大会上的发言：

我热爱教师的工作，我也热爱学生。没有这种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教师。我相信教育学生是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我的人生最高境界是，多写几本好的书，多教几位好的学生。

除了上课以外，王沪宁大部分的时间用于了思考问题和写作。1994年，他陆续完成或进行了十几篇文章的撰写，他的研究主业是政治学，很多文章围绕政治体制改革进行。王沪宁也在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行方案，但他洞察西方的政改进程，很警惕的写道：

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完善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一定的国情，必须根植于一定社会深厚的土壤。原苏联、东欧一些国家解体后，模仿西方制度，没有形成有效的政治体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大大影响了社会进步和稳定。

这一年，他出访数次，也接待了来自中国台湾、日本的一些学术访问团。在出访和接访的时候，他不仅关注学术上的交锋，也关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和印象。

30出头就已经是正教授，不到40岁已经是系主任和院长的王沪宁，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荣誉保持着超乎常人的理智。他在11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最难的是否定自己所有的创见，不管他们曾给你带来什么荣誉，同时追求新的创见，不管它们会让你失去什么。”

和平养无限天机

王沪宁关注学术研究，也关注现实生活本身。他也会感叹生活中各式各样的人，看到各种各样的性格和生命的状态，他作了一番思考：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有的是弱者；有的是强者；有的要别人来设定目标，有的给别人设定目标；有的需要感情支持生活，有的需要意志支持生活。我大概在每一对概念中都会选择做后一种人。

有一天，王沪宁想到，有个朋友几年前问过自己一个问题：每天读书有意义吗？他这样回答：

我们这类人，已经习惯了无幸福的生活，也就是生活的平淡。没有幸福的欲望，也就没有痛苦。痛苦往往是伴随着对幸福的追求的，而不是伴随着幸福本身。所以要怀疑的不是幸福本身，而是每个人主观状态中的希望。我的问题还是：“和尚为什么要念经？”这个问题能够回答，一切就归于平淡，叫做和平养无限天机。幸福之事，可欲而不可求，可求而不可执。修练了这么多年，有足够的空间在心中，无所谓幸福。当然我不反对他人追求幸福，因为人不可能过同样的生活。

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个回答感动不已。和平养无限天机，现在参不透其中的道理，如果再过十几年，不惑之年的时候，能够像王沪宁一样想清楚，那将是十分幸运的了。

王沪宁1994年书单

《圣坛下的林彪》《走下圣坛的周恩来》《北回归线》《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美国的民主》《政治稳定》《射雕英雄传》《苦界》《废都》《一场最为神秘的战争》《纪实与虚构》《畸人》《土街》《白鹿原》《交往和社会进步》《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邓小平在1976》《热爱命运》《论语别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管理思想史》《中国古代性文化》《文化与国际关系》《世界的混乱变革和继承的理论》《民族主义和国际社会》《文化战略》《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冲突》《法国病》《官僚主义的弊害》《睡狮苏醒时》《帝国的政治体制》《管理决策新科学》《管理行为》《逃避自由》《金赛性学报告》《新管理方格》《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曾国藩》《经济学》《未来的社会主义》《顺世论》《刀锋》《新镇》《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新十日谈》《天猎》《反腐败：中国的实验》《帝京》《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斯大林时代的谜案》《媾疫》《中国大历史》《邓小平文选》《却普生博士》《女妖岛》《现代化新论》《金房子》《月光》《中国共产党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丑巷》《93中国断想——谁是丑陋的中国人》《城北地带》《毛泽东的秘书们》《生命特异现象考察》《苦难与风流》《人的问题》

1955年出生于上海、时年23岁的王沪宁，从一个没有本科学历的青年,一跃成为“文革”后复旦大学第一届硕士研究生。

1978年是王沪宁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当年，他成功入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这一届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政治学研究生。

作为王沪宁的研究生导师，陈其人教授当时在国政系带的第一批研究生共有12人，王沪宁是其中之一，也是最让陈其人教授印象深刻的一位学生。

陈其人经常组织讨论课，在课堂讨论时王沪宁就表现抢眼，“很会写文章，很会思考问题，那个时候表现很突出。”陈其人教授评价王沪宁是“最杰出的学生”。

1981年，王沪宁在复旦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后留系任教，进入了刚成立不久的政治学教研室。

曾任复旦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的孙关宏教授回忆说：“他非常有才华，还没有分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所耳闻，说他很用功，晚上一两点钟以前熄灯是没有的，每天入睡都是一两点钟以后。”

在复旦任教期间，王沪宁作为骨干教师还是蛮拼的。

眼见为实的孙关宏不止一次地表示，经过几次合作之后，发现王沪宁确实是有才华，“比如说我们要写什么，一起讨论了以后，说小王你去执笔，他很快就写出来了。”

经常的情形是，下午讨论一个题目，王沪宁开个夜车，第二天五千字的文章就出来了。

有一次，孙关宏、王邦佐和王沪宁一起去苏州编政治学词典，讨论之后，第二天王沪宁就把几千字的优质报告拿出来了。

“能干、有才华、一目十行。”这是当时复旦同事们对王沪宁的评价。孙关宏有时候写文章提纲，也让王沪宁帮他看一下，“我看东西就很慢，他一瞄就好了，马上指出来某个地方应该加个什么。”

王沪宁看书也很快。“我们有一次一起出差，一本小说我从早到晚我才看到一半，他半天就看好了，下午就借第二本，晚上再借第三本，我一本小说两三天都看不完，他一天要看三本小说，这我蛮佩服他的。”孙关宏说。

复旦国务学院退休老教授朱桂英回忆，王沪宁是相当努力的。那个时候，复旦教师的房子都很小，亲戚特多，经常有很多亲戚来上海看病，姑妈、姨妈这些亲戚都会来的。不像现在，来了以后就要住在家里。因为家里很小，朱桂英就经常把两个小孩带来系里复习。“每次到系里来的时候，王沪宁几乎都在系里读书、备课、学习。”

王沪宁“开课达人”的称号在复旦也很有名，难的课别人开不出来，他却开得了，而且开得有声有色。

思路快，多产，文章和书有很多，这是复旦老教授们对他的一致评价。

有一次，学生不满意一位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的老师，王沪宁主动请缨说“我来开”，开了课后学生满意了。

他还提出了很多政治学的新学科，如建立了行政管理专业。

在专心治学的早期，一些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炮弹”文章就常常见诸报端。他撰写的颇有影响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前景》等近百篇论文，无一不触及到我国现实政治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他翻译了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自己也写出了一本有影响力的书《比较政治分析》。在这本书中，王沪宁首次提出历史—社会—文化的分析框架。上世纪80年代，能够写出这种政治学理论和概念的书是相当前沿的。

1988至1989年，王沪宁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回国之后写了一本书《美国反对美国》，“那么多人出国，从来没有回来就出了本书，王沪宁却有这个意识和这个本事。”

王沪宁除了学术上有造诣，为人也低调谨慎，遇事不轻易表态，不反对不赞成。他能始终保持冷静，不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恐怕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吧。”孙关宏说。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王沪宁就收获了“一本政治学辞典”的名号。

1985年9月5日，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谢希德教授在一位年仅29岁的普通教师的专业职务呈报表上签署了意见：同意提升为副教授。至此，国际政治系政治学教研室教师王沪宁破格提升为副教授一事正式获准了。

很快，这位不仅在复旦，当时也是全国最年轻的副教授成了全国性的新闻人物。“副教授,才29岁！这可能吗?莫非他……”有人将信将疑。

“这是个好兆头。看来这次职称改革真还有新鲜的。”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教师感受到的是振奋与激励。

讲资历、挨年头的做法曾使年轻人积极性受挫，在复旦这样人才济济的名牌大学里，竟然首破其例。

三年后的1988年，王沪宁再次显示后来者居上的态势，成功晋升为教授。

这本《政治的人生》是王沪宁早年的一本随笔集，政库君念大学时曾认真读过。记得当时还读过同属“名人日记”系列的刘金宝的《金融之回响》。出书时刘金宝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曾获评世界“十大杰出青年”，后因王雪冰案牵连而落马。王、刘两本著作，现在旧书网站上尚能买到，不过《政治的人生》一般标价250-300元之间，而《金融之回响》标价在2-5元之间。如此云泥之别，令人不胜唏嘘。

1991年国政系民主选举系主任，这是学院空前绝后的系主任的民主选举，当时王沪宁和朱文忠两个人竞选系主任，王沪宁当选了，后来又当上了法学院院长，当时的法学院包含国际政治系和法律系等。

复旦给了王沪宁充分的活水，让他能够如鱼得水地发挥自己的才华。

1983年到1985年担任国政系总支书记的李幼芬教授回忆，王沪宁在政治学系于1984年入了党。

“我和王邦佐老师非常欣赏他的才华，支持他的发展，从来没有说是要限制他一下。很多学校，据我们了解，老年教师对青年教师有才华，要超过自己的，就是压着，青年教师上不了，但是王沪宁在我们这里，我们非但没有压他，还为他创造条件。”孙关宏回忆。

孙关宏和王邦佐在恢复和发展政治学时还是讲师，接着碰到了“文革”，助教一直当了18年。他们1960年毕业，一直到1978年才提讲师，一直到1985年，才轮到他们提副教授的事。

“这个时候，我们支持王沪宁也报。他81年毕业，毕业四年，我们60年到85年已经毕业25年了，王沪宁只有四年，但是我们支持王沪宁也报。我们报了三个人，一个教研室要提三个人，提的太多。”孙关宏说，“王邦佐说可以啊，我们排个顺序好了，排顺序的时候我们是把王沪宁放在前面，我们那时的顺序是：王沪宁第一，王邦佐第二，我是第三，我们都没有意见。”

当时，两人考虑到两点，“一个是学科发展，一个是支持年轻人，我们支持王沪宁发展是没有私心的。”

虽然王沪宁年轻，和研究室的同事们年龄相差达到了20岁，但培养年轻人的风气在政治系一直存续着。

有重要的国内或国际会议，都会让王沪宁出席。“当时确实是比较无私的，关爱年轻人，培养年轻人这方面特别关注，不大考虑自己的名利。”孙关宏说。

王沪宁自己也注重传承优良传统，培养年轻人。

复旦老教授李幼芬回忆，1984年她生病住在长海医院，王沪宁去探望她。那是一天傍晚，王沪宁来到医院看望李幼芬后对她说：“李老师，你还要再带几个研究生。”

李幼芬问带谁，王沪宁提了两个人，“一个是林尚立，我说林尚立嘛，因为他入党的时候我参加，所以说我比较了解，我说这个人可以的。另外一个叫王元，王元我不认识，我也没有给他上过课，后来见了面，谈了话后，我同意带他了。”

舌战狮城，一鸣惊人，这背后，有着王沪宁的巨大贡献。

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复旦大学代表队的决策中枢包括：由时任校党委副书记秦绍德挂帅，副教务长张霭珠任辩论队负责人，国际政治系主任王沪宁任顾问，哲学系俞吾金教授任领队兼教练，青年教师林尚立任副教练，人事处处长张一华担任联络员，同时成立了由30多位中青年骨干教师组成的专家指导团。

1993年3月26日，30多位专家指导团成员首次在文科大楼1004室聚会。这一天，王沪宁好像特别轻松和潇洒：“这一次我是无官一身轻，顾问顾问，顾顾问问就可以了……”

1988年，台湾新闻记者秦先生(中)在辩论赛不久后前前往上海拜访复旦队师生，与复旦队两位指导老师伍贻康(左)、王沪宁(右)在复旦校园里合影。

其实，王沪宁的心情并不比俞吾金轻松。曾任第二届亚专辩论会复旦队“教头”的王沪宁内心很清楚复旦此次通向夺冠之路的艰难。

早在1988年复旦大学代表队在新加坡第二届亚专辩论会上夺冠，首次参赛的复旦代表队过关斩将一举夺冠，向世界展示了复旦人形象，一时风光无限。

1993年参赛时，王沪宁对队员们说：我们做一件事，就要追求100%的完美，如果有了99%的成功，还有1%的遗憾，就要抓住这1%不放。

台湾大学队的一位教练曾向王沪宁讨教训练队员的经验。王沪宁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辩论队员首先要学会怎样做人，其次才是学会怎样当一位辩论员。”

事后，王沪宁评论复旦队夺冠：“是知识的胜利，智慧的胜利，智商的胜利！”

王沪宁常怀一颗感恩的心。

1978年进入复旦，1995年离开复旦，17年的复旦生涯，青年王沪宁的用功、儒雅、睿智的形象深入复旦国政诸人之心。

对于复旦的恩师和同事，王沪宁投桃报李。在导师陈其人教授80岁寿辰的时候，已经前往北京工作的王沪宁还专门写了信来。

王沪宁也一直感谢孙关宏提携。无论是到美国当访问学者还是离开了复旦去了北京工作，他一直和孙关宏教授通信，保持着联系。

他还一直关心着孙关宏的职称问题、博导问题。到北京工作以后，有一次王沪宁回来看望老同事，和气地称，主要就是来看看老同事。

多年来，复旦的老师感念他的情谊，但是都不太愿意因为大事、小事去麻烦他。

学者王沪宁的著作与政治观点

作为一位学有建树、著作等的政治学教授，王沪宁治学严谨，功底深厚。《比较政治分析》、《反腐败：中国的试验》、《美国反对美国》、《国家主权》、《行政生态分析》、《当代中国家庭村落文化》、《腐败与反腐败》等都是王沪宁所著。

王沪宁的许多观点都是新颖的，他大量评价外国最新的、经典的政治学名著，同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大量撰文，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作对比性剖析。

1986年，王沪宁发表文章，提出在改革中必须有中央权力的必要集中，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推进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该篇文章引起很大反响，上海知识界开始讨论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府集权的作用，开始介绍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和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有关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会的理论。这被认为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在学术界、思想界风靡一时的新权威主义的理论萌芽。

1987年5月出版的《比较政治分析》，是王沪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该书是中国内地第一本从宏观角度对政治现象进行分析的政治学专着——《比较政治分析》。该书从政治形式、过程、决策等10个领域入手，用比较政治学的学术方法，古今中外、纵横比较各种政治现象。正是这样的学术积累，奠定了王沪宁从学者走入决策层、实现由学术研究到实际操作层面的根基。

1994年底出版的《政治的人生》一书记录的虽是生活琐事，却内含了其对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王沪宁喜欢简约，讨厌繁琐，因为烦表格复杂而放弃去日本做访问学者。在1月12日的日记中，王沪宁称写过一篇文章叫“反对表格主义”。日记还提到一件事：“上次要去神户大学做访问教授，一定要问我初中是哪天毕业，高中是什么时候毕业，哪一个月?哪一天?真是荒唐，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和我做一名访问学者有什么关系?最后下决心不去，受不了这个。”

王沪宁进京辅佐三任总书记始末

1995年，时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的王沪宁，以一名普通中共党员的身份奉调晋京，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并出任政治组组长。

有关此番自沪入京的机缘，《现代领导》2010年第8期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早在中共十三大之前，王沪宁的政治才华就被党和国家领导人看中，尤其是颇得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的赏识。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在调进中央之前就曾有过请王沪宁作政治顾问的念头，进入中央之后仍念念不忘，而且多次在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面前提起。后来，江泽民同志为此还同王沪宁开玩笑说：“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喽。”

调入北京后，王沪宁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参与起草十四届五中全会文件，在报告中系统阐述了“十二大关系”，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等十二个方面的关系。当“十二大关系”作为全会内容被以决议形式传达以后，美联社当天发表评论称，新决议既表现了第三代领导人的群体智慧，又表现出了未来中国的强大希望。

1998年，王沪宁出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并且自此时起，开始以“国家主席特别助理”身份，在江泽民出访等外事活动中陪伴左右，成为江泽民时代最为重要的高层智囊。

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胡锦涛当选总书记，来自上海的王沪宁则在此时更上层楼，不仅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由副转正，更直接进入中央委员会，进入中共权力最高层。在5年后的十七大上，王沪宁更进一步进入中央书记处，成为中共中央最重要的智囊，对胡锦涛执政十年的政治建树着墨颇多。

十八大后，习近平外出活动时，王沪宁总是陪伴左右。

在2012年秋召开的十八大上，王沪宁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晋升至25人的决策核心圈，创下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进入政治局的历史先例。而在十八大之后，王沪宁则紧密陪伴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左右，成为新一届中共高层的核心智囊。

至此，王沪宁实现了辅佐三任总书记的新记录。